兰考人民的好书记——焦裕禄

内容摘要:焦裕禄 ,山东省博山县崮山乡北崮山村(今山东淄博源泉镇北崮山村)人,1922年8月16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。 1943年,他逃荒到宿迁县城东15里双茶棚村,给地主胡泰荣家当了2年雇工,住在地

  焦裕禄,山东省博山县崮山乡北崮山村(今山东淄博源泉镇北崮山村)人,1922年8月16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。

  1943年,他逃荒到宿迁县城东15里双茶棚村,给地主胡泰荣家当了2年雇工,住在地主一头是猪窝、一头是牛草的小棚里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,焦裕禄从宿迁县回到了自己的家乡。当时他的家乡虽然还没有解放,但是共产党已经在这里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活动,焦裕禄主动要求当了民兵。当上民兵后,他参加过解放博山县城的战斗。

  焦裕禄于1946年1月在本村参加中国共产党。不久,他又正式参加了本县区武装部的工作,在当地领导民兵,坚持游击战争。以后又调到山东渤海地区参加过土地改革复查工作,曾担任组长。

  解放战争后期,焦裕禄随军离开山东,到了河南,分配到尉氏县工作,一直到1951年。他先后担任过副区长、区长、区委副书记、青年团县委副书记等职。而后又先后调到青年团陈留地委工作和青年团郑州地委工作,担任过团地委宣传部长、第二副书记等职。

  焦裕禄

  1953年6月,焦裕禄响应党的号召,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参加工业建设。他在这个工厂担任过车间主任、科长。在此期间,焦裕禄还到大连起重机厂实习了一年多。1962年6月,为了加强农村工作,焦裕禄又调回尉氏县,任县委书记处书记。同年12月,焦裕禄调到河南兰考县,先后任县委第二书记、书记。

  1964年5月14日,焦裕禄被肝癌夺去了生命,年仅42岁。他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,就是他死后“把我运回兰考,埋在沙堆上。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,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。”

  一九六二年冬,焦裕禄受党的委派来到了兰考,当时,正是中国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,兰考的风沙、内涝、盐碱等自然灾害很严重,农业产量很低,群众生活很苦,......焦裕禄同志以高度的革命精神,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教育、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,激起县委领导班子和人民群众抗灾自救的斗志,掀起了挖河排涝、封闭沙丘、根治盐碱的除“三害”斗争高潮。

  在除“三害”斗争和各项工作中,焦裕禄以身作则、带病实干、严于律己、关心群众。后来,因积劳成疾,以身殉职。

  激励兰考人民抗灾斗志

  一九六二年冬,焦裕禄同志怀着改变灾区面貌的雄心壮志,来到了兰考。

  焦裕禄和兰考人民在治理流沙

 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,是一幅严重的灾荒景象。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,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沙;片片内涝的洼窝里,结着青色的冰凌;白茫茫的盐碱地上,枯草在寒风中抖动。这一年,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,秋天淹坏了三十万亩庄稼,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被碱死,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。

  焦裕禄同志说:“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,越是困难的地方,越能锻炼人。请组织上放心,不改变兰考的面貌,我决不离开这里。”

  焦裕禄通过调查,感概万千。他说:“兰考的贫下中农是革命的,他们有改变家乡面貌,由穷变富的强烈要求,就象在一千零八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干柴一样,只要崩出一个火星,就可以引起熊熊烈火。”

  统一县委领导班子思想

  兰考是一个老灾区。当时整个县上的工作,大部放在救灾上。县里有些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。对改变兰考面貌缺乏信心。是依靠群众,自力更生,改变灾区面貌,还是两手向上,依赖救济呢?面对这种情况,焦裕禄同志感到:要改变兰考面貌,干部是关键。“干部不领,水牛掉井”。群众在灾害面前两眼望着县委,县委领导挺不起腰杆,群众的积极性就得不到充分发挥。

  1962年始为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禄,被定为14级干部。时任兰考县委宣传干事的刘俊生回忆:“当时我是21级干部,月工资51.5元,焦书记级别比较高,有130多元钱。”

  在此之前,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数年。工友张兴霖记得,焦裕禄工资有50多元钱,很多工人只有40多元,不过当时物价低,他们的生活相对宽裕。“工资低,物价也低啊,一斤猪肉才几毛钱,早饭吃油条、喝粥也就几分钱。”

  无论在工厂还是当县委书记,焦裕禄都算得上“高收入阶层”,但焦家却经常吃不饱饭。“计划经济时代要凭票购物,粮票是按照职务、工种配给的,当时工人分粮多,干部粮食少。”焦裕禄任洛阳矿山机械厂一金工车间主任时的邻居张泉生回忆,“我一个月有59斤粮食,焦主任只有22斤,他家人口多,就那么点粮食怎么吃得饱啊!”他想给焦家点粮票,焦裕禄从来没要过。

  有钱买不到,饿肚子也就罢了,蹊跷的是,如此高的工资,焦家却没有积蓄。焦裕禄回山东老家时,因为手头拮据,竟没能按家乡风俗给初次见面的侄媳妇包个红包。他去世后,除了常年佩戴的一块手表,没留下任何遗产。他的工资哪去了?

  当年的兰考县葡萄架村大队会计孙世忠回忆,焦裕禄曾连续3个月在此调研,每天都交一斤二两的粮票和四毛钱作为伙食费。“好的时候能吃到馍,有时候就吃萝卜缨子、木薯干。”跟随焦裕禄下乡的刘俊生说,“他交的伙食费只多不少,碰到农民家里条件差的还会另给钱。”

  原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人吴永富第5个孩子出生时家境困难,焦裕禄送去了10元钱;工人刘辅臣妻子生小孩后想喝点小米稀饭,焦裕禄把仅有的2斤小米送到了他家。类似的故事听许多人讲起,焦裕禄工资高却一穷二白,这种怪账只有老百姓算得清楚。

  1963年元月,焦裕禄在县委扩大会议上,要求各级领导同志要带头到困难村去,与基层干部同甘苦、共患难,为改变贫困地区面貌作出贡献,为基层干部作出榜样,真正做到心不离群众,身不离灾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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